今年6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增长119亿美元，达到了1.809万亿美元的新高。花旗银行驻北京的经济学家沈明高对《中国企业家》预言，中国的外储将在年内超过2万亿美元。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当时中国的外储余额仅为1.76亿美元；从1996年的1000亿美元到2006年底的1万亿美元，仅仅用了10年时间；从2006年1万亿美元到2万亿，可能只需要两年的时间。  

　　中国外汇储备“疯长”的背后，是所谓廉价的“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大行其道。  

　　然而近年来，由于能源价格上涨、新劳动法约束、工资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的外向型企业生存处境艰难，部分中小企业因不堪重负被迫关停，小型外资企业撤离现象也比较明显。以低成本优势赢得全球市场空间的“中国制造”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高额的外汇储备是中国经济背负的一块巨石。然而，它也有“温情”的一面。  

　　有分析师指出，中国通过贸易收支顺差而积累的国民财富，加上由于本币升值而带来的购买力成倍增长，将使中国经济向以消费为核心的增长模式转变。美国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博士更是认为，中国的消费已让美国变得暗淡无光，中国应该被看作消费大国。“中国已不再是个发展中国家，它正成为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也正在书写经济历史”。  

　　庞大的人口和国土规模使得内需消费能够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世界奢侈品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的首饰、服装、皮具、香水等奢侈品消费总额已达80亿美元，占到全球奢侈品消费市场份额的18%，这还不包括私人飞机和游艇。2008年上海国际游艇展上，参展的90多艘游艇几乎都找到了买家，1400万元的亚特兰蒂斯豪华游艇被当场订购。北京国际车展上，价值超过2000万元的跑车也名花有主。  

　　中国富人的腰包越来越多受到商家的重视，当然还有数量更为庞大、并且迅速膨胀的中产阶层。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几乎是顺势而成。  

　　当然，中国富人消费的提升不等于以中国绝大多数消费者为主体的“中国消费”升级。同时，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自主品牌的“中国制造”没有向高端升级的机会。解决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消费”面临的现实问题，需要加强对中国消费者的全面理解，高端消费人群不仅重视产品的功能品质，更注重情感的价值。“中国制造”要向内转，满足本土的高端需求还应充分研究、深度细分消费群体的需求心理，为这些有了相当见识与特殊的本土消费心理的顾客创造出独特的产品概念与服务模式。  

　　在这方面，中国公司与美国公司差距明显。中国与美国GDP之比是1：5，而市场研究投入则是1：50，充分说明产品的市场化基础与需求导向水平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要完成消费升级，企业应该重视市场研究，关注市场数据特征和变化趋势。另一方面，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之间系统化地互相考虑。2008北京奥运给媒体、舆论提供了进一步培养、鼓励本土新消费主义意识的历史性机会。  

　　回顾我们近邻日本的东京奥运和韩国的汉城奥运，至今留给我们的印象是，通过奥运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日本制造与韩国制造的发展，提升了它们与欧美国家企业的竞争力和全球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了日本消费和韩国消费水平，奠定了经济社会腾飞的基础。借鉴“东京奥运”和“汉城奥运”带来的消费者本土意识高涨的先例，我们有理由期待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引领未来“中国消费”的成长。  

　　再回到本文一开头的外汇储备话题上。2004年1月，中国首次非常规地使用了外汇储备，动用450亿美元以充实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601939行情,爱股,资讯）的资本金，在随后几年内，又陆续通过汇金公司向国有商业银行和证券公司投入了总计670亿美元。  

　　作为更大胆的探索，拥有2000亿美元外储作资本金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于去年成立，并先后斥资30亿美元购入美国私人股本公司黑石(Black  Stone)不到10%股份，以略超高于50亿美元购入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9.9%股权，在Visa公司的IPO中投资2亿美元，并在中铁香港IPO中投资1亿美元。  

　　但随即，中投年轻且冲动的投资被大规模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泼了凉水，其前两笔投资遭到不同程度的缩水，这在国内激起了一片问责之声。同时，几项以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形式作出的投资还受到了西方国家政治上的质疑。  

　　沈明高同意设立主权财富基金是使用外储的比较成熟的办法，但他建议不要限制其太过关注海外市场。  

　　“事实上中国市场的成长性远远好于国外的成长性，我们现在相当于把国内成长性收益让给外资，反倒用自己的资金去支持他们的成长。”  

　　可以佐证沈的观点的是，目前汇金公司的投资回报表现远远好于中投海外投资部分的回报。而新加坡也有类似经验：淡马锡和GIC两只主权基金里，前者不受国内外投资范围限制，而GIC只限于投资境外，在过去新加坡高速成长的二三十年里，淡马锡的平均投资回报为18%，而GIC只有9%。  

　　今年3月，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撰文建议，利用外汇储备成立中国的“储备型”主权养老基金。在日本福冈举行的亚洲创新论坛上，包括黄亚生在内的许多人向《中国企业家》谈起外储投向时，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国内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